“作為科學工作者，我首先關心的是癌癥研究機構（IARC）草甘膦報告中zui終版本對初稿的改動本身。從相關報道來看，該報告是靠不住的，出具該報告的工作組存在嚴重的違背科學規范的行為。”10月27日，中科院遺傳與發育研究所生物學研究中心工程師姜韜對科技日報記者說。
姜韜所說的IARC，近期陷入了篡改科學報告的丑聞。10月19日，路透社調查報道稱，IARC在對廣受歡迎的除草劑草甘膦進行評估時，對草甘膦評估報告初稿的關鍵章節做了明顯修改和刪除。
接著，福布斯科技頻道發布文章指出：大量證據指向IARC的驚天丑聞——在對草甘膦的評估中，IARC草甘膦項目工作組故意篡改了其評估報告，通過刪除或修改證據等手段，支持其預設的、具有偏見的評估結論。
“IARC不是政府監管機構，其評估過程不透明，我們此前就指出過IARC在草甘膦評估過程中，是片面地、選擇性地參考了一部分文獻， 其結論是錯誤的。實際上，草甘膦的安全性受到主要監管機構的肯定。”孟山都公司亞洲及非洲區企業事務總監兼孟山都中國總裁高勇博士說。
“有可能致癌”是怎么得出來的
“假如草甘膦致癌，那么下一步誰先揭示致癌機理，就是重大成果；然而研究并沒有草甘膦致癌的進一步陽性結果，也基本就不是真的。”姜韜說，一個新穎的結果，一定會有積極的跟進；假如不僅沒有同行的跟進研究，連發現者自己也離開這個研究方向，那就基本可以斷定這個結果是靠不住的。
IARC的草甘膦報告工作組分為三個小組，分別就人類流行病學、動物實驗證據、致癌機理的實驗室研究三個方面的證據對草甘膦的致癌可能進行評估。
這個結論來源于2016年8月，統計學家Robert Tarone在歐洲癌癥預防雜志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為“談癌癥研究機構把草甘膦分類為一個可能的人類致癌物”。
姜韜介紹，Robert Tarone在文章中指出，草甘膦報告在動物實驗部分強調陽性結果，但明顯地忽略陰性結果，同時還使用不恰當的統計方式，給出了所謂草甘膦導致嚙齒目動物癌癥的結論。
“這是人為的有意識選擇實驗結果，并有偏見地進行數據處理，違背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和規范。人類流行病學小組則片面強調淋巴瘤方面的初級觀察，而不是考慮全面證據，是一種誤導。”姜韜說，IARC草甘膦工作組的第三小組是分子水平的機理研究，結果是沒有證據表明草甘膦具有致癌性，分子水平的證據是很容易確定和重復的，是沒法作假的。
“IARC的草甘膦報告工作組存在嚴重的違背科學規范的行為，包括三個方面：*是強調陽性結果（致癌），忽略（剔除掉）陰性結果（未發現致癌）；第二是在數據處理上使用不恰當的統計方法，給出有偏見的結果；第三是片面強調初步觀察，忽視全面的證據。”姜韜強調。
多個監管機構早已肯定草甘膦安全性
不僅如此，該機構還被發現刪除和篡改科學報告的行為。那么，該機構發布這個報告的動機就值得令人關注。
“從揭露的事實看，匯聚起來的證據表明動機很明顯，整個事件有精心策劃的跡象，這個報告是刻意歪向一個事先希望的結論——草甘膦可能致癌。”姜韜說，反草甘膦勢力并非一股，目前報道已明確指向，其背后推手就是有機食品行業、反工業組織和激進環保組織三大力量。
在姜韜看來，草甘膦不致癌證據明顯。
草甘膦是農業生產中使用zui為普遍的一種廣譜除草劑，擁有40年的良好長期安全使用記錄，并已經在世界160多個國家得到應用，通過廣泛的毒理學試驗，進行了總數超過300個的獨立毒理學研究。
“草甘膦的毒性比一般食品添加劑還小。”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研究員肖國櫻說。
多家監管機構和獨立的科研機構早已肯定草甘膦安全性，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和糧食及農業組織下的農藥殘留聯席會議、美國環境保護署、歐洲食品安全局、中國農業部藥檢所等。
然而與其他機構相比，IARC關于其審核過程所披露的內容非常少。“只有通過科學方法，才能確保一個公平與公正的監管環境，為相關產品和技術的安全使用保駕護航。這對于包括草甘膦在內的所有受監管的產品和消費者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高勇說。